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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收官在即，长三角交出亮眼答卷，三省一市经济总量合计达34.66万亿元，在不到4%的国土上贡献了近四分之一的经济体量。然而，单纯的“总量增长”不再是唯一衡量指标，增长背后的“成本结构”才是关键。随着传统要素边际效应递减、外部环境约束收紧，依赖“大投入、高消耗”的粗放扩张路径已难以为继。

　　2026年1月6日，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思政在接受澎湃新闻“浪尖周报”专访时表示，一体化的前提是“极化”，只有先把增长极做强，协同分工才有坚实的基础与势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并非线性叠加，而是通过关键技术的创新突破引发“奇点效应”，进而触发指数级的链式反应。

　　展望“十五五”，王思政认为长三角的产业布局关键不在“大”，而在“强”与“精”。应以先进制造夯实底盘、服务消费做厚需求、制度型开放链接全球，推动长三角从“规模叙事”转向“能力叙事”，在极化发展与协同布局的动态平衡中，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

　　如果说“十四五”前半程，长三角更多是在补齐基础设施与产业链条的“短板”，那么到2025年，区域产业版图释放出的强信号，则是增长极正在成形，并且不是单点拔高，而是多点一起“变强”。

　　数据印证了这种“矩阵式”的崛起：三省一市2025年GDP增速全线跑赢全国大盘，总量优势之外，更关键的是结构性的功能分化。上海三大先导产业突破2万亿，确立策源高度；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4%并拿下新能源车产量全国第一，夯实制造厚度；江苏生产性服务业贡献率超七成，强化服务深度；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破7万元，做大需求广度。这些指标揭示，长三角GDP竞速不再只是“谁冲得快”，而是更像一套分工系统在同时加速，制造端更强、服务端更厚、需求端更稳，形成彼此支撑的良性循环。

　　在王思政看来，这种变化背后，是高端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协同”的转向。核心城市提供策源与规则能力，周边城市提供制造与配套能力，协同势能因此被放大。当技术策源、平台生态、软件能力在不同城市间拉开梯度，制造强市更容易在配套环节形成规模优势，把“单城优势”转化为“区域能力”。

　　面向“十五五”，王思政认为“万亿城市”将不再仅仅是规模标签，而是能力标识，即能否持续开展新技术策源、组织复杂产业链、对接高标准规则，并向更大市场释放稳定的溢出效应。王思政直言，长三角“万亿GDP的城市已达10个”，多极协同逐步成形，意味着增长的外溢效应有了更广阔的承接面。这为“十五五”长三角把规模叙事推进到能力叙事，把线性增长抬升到指数级增长，提前筑牢了底座。

　　谈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王思政强调，一体化的最高形态是都市圈与城市群。都市圈的根基，从来不是“平均用力”，而是要素向增长极集聚形成的经济密度。“一体化首先要推动极化发展，没有极化发展就没有一体化。”他拿美国作对照，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匹兹堡、洛杉矶—旧金山等少数都市圈承载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人口与要素向核心区域集聚后，流出地的人均GDP反而有所提高。换句话说，“共同富裕”并不等于资源摊平，而是通过要素自由流动，让空间分工更有效率。

　　王思政认为，长三角的优势不只是“龙头带动”，更在于“多极并立而不内耗”。上海周边不是薄弱腹地，而是一批产业基础扎实、收入水平较高的“富邻居”，极化更容易转化为外溢，也更容易被承接并反哺极化本身。但他也直言，上海作为龙头仍有硬约束，空间不足是绕不开的掣肘。建设五个新城是补短板的积极探索，但城市发展“不能人为制造”，缺少产业支撑的新城容易沦为“空城”。因此，“极化要做强”在他看来并不是做概念、做摊子，而是做能力、做密度。一方面要把上海的科创策源、高端服务、规则供给做出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需要让苏州、杭州、合肥等重要增长极在各自优势赛道上形成“特色极化”，共同构成更稳定的协同生态。

　　王思政还把“极化”视为产业发展“奇点”的培养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关键技术、产品与重大项目的突破有可能形成生产力发展的“奇点”。以上海引进特斯拉项目为例，这一战略落子远不止于补齐汽车产业短板，更在于激活“链主”的磁场效应，牵引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与服务链加速耦合，并以此撬动应用场景扩容，让技术扩散、商业创新与配套集聚在同一空间内触发“链式反应”，从而带动区域生产力整体跃升。这正是“极化”的价值所在：让突破更有可能发生，并更快外溢。协同并非极化的对立面，而是把极化效应放大到全域的“传导系统”。

　　对于长三角的高端产业布局，王思政给出的判断颇具启发：它并不是“高端留在中心、制造向外转移”，而是在同一产业体系内重新分配功能与能力，让多个城市在不同环节上同时长出“硬实力”，从而形成“多点开花”的新范式。

　　传统的区域经济图景里，高端产业往往沿着“研发—总部—金融”的路线向核心城市集中，制造与配套则向外围梯度扩散，东京、巴黎、纽约等都市圈皆是如此。但在长三角，正在发生的却是另一种结构性变化：多个城市在同一技术前沿同步发力，却非简单复制，而是各自占据产业链的不同“功能点位”，把区域组织成一个跨城协作的产业网络。

　　这种“反梯度”格局，在几个关键赛道上尤为凸显。集成电路领域，上海侧重设计、系统集成与创新策源，无锡在制造与封测环节形成规模与工艺优势，合肥则在设备、材料与应用场景上持续突破；新能源汽车赛道，上海在整车系统与高端车型上更强，合肥在动力电池与关键零部件上形成重要极点，常州、宁波深度嵌入材料与装备环节；生物医药与AI融合方面，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区、杭州未来科技城、南京江北新区均布局了创新平台，但各有侧重、各成体系。与其说这是产业“转移”，不如说是能力在多城之间的“重新编组”，高端能力不再被单点垄断，而是以分工互补的方式分布在同一体系内。

　　王思政将这种结构概括为“能力型分工”，“不是比谁铺得更大，而是比谁在关键环节更不可替代。”在他看来，评价“万亿产业”不能只盯着产值规模，更要看它在技术路线选择、产业链控制力、全球市场渗透率以及上下游带动效应中的位置是否真正具备可外溢、可放大的三类核心能力：创新策源能力，链主型产业组织能力，规则、标准与平台的制度供给能力。

　　当然，高端产业“多点开花”并不就等于高效协同。王思政也坦言，“同质化内卷”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新能源车、机器人等领域短时间内从供不应求转向竞争白热化，部分赛道甚至已露出产能过剩的苗头。在他看来，根本原因不在“多城布局”本身，而在于是否形成了清晰的分工边界与足够硬的市场约束。

　　有鉴于此，他强调要重视区域协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让市场成为主导者。“充分竞争下的必要浪费不可避免，但要警惕政府下场选赛道，把竞争推向‘过度浪费’。”企业用自己的钱决策天然会更谨慎。政府应扮演“搭桥者”和“裁判”，把规则、公平与透明做扎实，而不是替企业押注方向、替产业画蓝图。

　　要让区域协同从“能联通”走向“能自转”，王思政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两条关键“软链条”上：一条是“制度型开放”，把规则接口打通；另一条是“投资于人”，把需求底盘做厚。两者相互支撑，共同为“十五五”把增长逻辑从项目推动转向市场自驱打牢根基。

　　在他看来，制度型开放绝不是“多给几条优惠政策”，而是一整套系统性改革，必须落实到标准、规则、认证等制度细节上。很多项目“落地难”，症结往往不是缺资金或意愿，而是规则能否对接。以医疗开放为例，他直言外资三甲医院之所以落地难，关键堵点就在于国际通行的JCI医院认证标准（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for Hospitals）与国内标准在理念和运行机制上的差异。标准不对接，医生身份认定、保险支付体系、用工制度等配套机制就会层层卡住，开放就难以实现。

　　与此同时，王思政也强调，新质生产力要跑出更高的增速曲线，不能只从供给侧找动力，还必须回到一个朴素的逻辑，“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因此，他把“投资于人”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底座。只有想方设法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需求才会稳定升级。他判断，中国当前的短板并非基本消费不足，而是服务消费不足，“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少了约20个百分点”。

　　因此，文化、体育、医疗、教育等，在他眼中不仅是民生议题，更可能成为长三角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上海为例，每年举办数千场音乐剧演出，高品质供给背后连着文创、舞台技术、版权服务等完整链条，可持续创造就业并带来消费外溢。放眼长三角，真正能撬动跨城协同的，往往是类似“苏超”这种现象级活动。它会在短时间内倒逼交通衔接、票务互联、公共服务标准对接等一整套制度协同，把“跨城消费”从偶发行为变成可复制的日常场景，进而推动服务供给的系统性升级。

　　在王思政看来，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时髦概念，而是一条冷静的增长标尺，追求的不是线性加速，而是指数级增长。技术、场景、资本、制度与市场规模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产业能级由此跃升。因此，衡量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并不在于“够不够高端”，而在于两件事：能否让技术穿透到规模化应用场景；能否把制度摩擦降到足够低，让创新扩散像网络一样自动蔓延。

　　他进一步指出，真正改变产业的并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场景定义能力”。iPhone之所以重塑产业，不是因为它是“性能更强的手机”，而是因为它把通信、娱乐与生产力工具整合成一个终端，进而重组应用生态与产业链。特斯拉之所以不只是一家车企，亦是因为它把汽车推向“智能终端/车型机器人”的路径，让软件、数据与服务集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对长三角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优势恰恰在于“场景密度”。制造体系完备、城市功能多元、消费市场巨大，技术一旦突破，更容易在同一地区完成从试点到规模化的跃迁，进而引发链式反应。基于这种判断，王思政把未来更有可能跑出指数级增长的产业方向概括为三组：算力与新型能源（包括可控核聚变等中长期突破）、智能终端与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基因技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一旦核心技术与规模应用的闭环跑通，增长就不再依赖简单追加投入，而更多来自系统自我加速与外溢扩散。

　　展望“十五五”，王思政将长三角的核心命题从“规模万亿”升维至“能力万亿”。他并不否认体量的基石作用，但更关注体量背后的“能力结构”，即是否具备“从0到1”的原始策源力、复杂产业链的敏捷迭代力、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参与制定力，以及将创新红利转化为区域生产率增量的外溢能力。

　　换言之，“万亿”是产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新赛道的入场券。长三角亟须完成发展范式的切换，从依赖项目堆叠的“规模叙事”，转向依托能力内生的“生态叙事”。唯有构建起扩散更快、韧性更强、成本更低、品质更高的创新生态，长三角的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跑出指数级的增长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