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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薛凯桓】 从今年年初开始，欧盟内部围绕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如何重新定位，几乎就没有停过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直白：在全球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欧盟该如何降低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并重新夺回所谓的竞争优势。 5月29日的一场内部专题讨论结束后，欧盟委员会对外释放了强烈信号，称对华贸易逆差的快速扩大不可持续，并明确表示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随之而来的，是布鲁塞尔在过去几个月不断扩大贸易救济工具的使用范围，同时加速动用FSR（外国补贴条例）、《工业加速器法案》以及《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等新监管工具，有意识地抬高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槛。 与之相对，中国也迅速作出回应。5月15日，中方首次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明确将欧盟依据FSR对中国企业开展的跨境调查认定为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中国商务部也进一步表态：如果欧盟继续推出限制中国企业的新贸易工具，中方将采取坚决反制。这意味着，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的新一轮摩擦已经出现明显苗头。 在刚刚结束的欧盟及G7相关峰会上，中欧经贸关系毫无疑问成为重点议题之一。作为G7轮值主席国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本计划在6月11日主持一场与中方的视频对话，就相关议题展开沟通，但中方并未予以回应。 考虑到中欧经济体量之庞大，以及双方贸易对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欧盟在这些会议上做出的任何政策选择，都可能进一步推动中欧关系向竞争甚至对抗方向滑动。现实情况是，双方表面仍在谈合作，实际已经开始在多个层面互相试探底线。 为什么矛盾再次升温？根源首先在于贸易失衡问题已经持续恶化。2025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至约3598亿欧元，较2019年的1650亿欧元翻了一倍多。进入2026年一季度，这一逆差进一步扩大至980亿欧元，创下自2022年三季度以来的季度新高。 这一变化并非孤立发生。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结构变化，使欧洲天然气价格长期维持在美国的四到五倍水平，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同时，欧洲制造业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也从17.4%下降至14.3%，产业空间持续收缩，盈利能力不断承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试图通过更强硬的贸易政策调整外部竞争格局，其短期动机变得相当直接——以更强手段扭转贸易劣势。 但中欧贸易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中美欧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高度联动，美国与其中任何一方关系变化，都会引发另一方的连锁反应。特朗普时期，美国在关税与地缘政策上的多线施压，一度客观上促成了中欧关系的阶段性缓和。但随着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调整，欧盟内部所谓的大国焦虑也随之上升。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近期在涉华议题上的表态明显趋于强硬，甚至有欧盟官员提出，如果不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正面较量，欧洲可能面临进一步分裂的风险。这类言论背后，其实折射的是欧盟长期存在的跨大西洋思维惯性——在无法直接挑战美国的情况下，将外部压力转向中国，成为一种更容易操作的政治选择。 向外寻找替罪羊，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并不新鲜，它往往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叙事方式。

　　但现实的困难在于，欧盟政策制定者正在逐渐强化风险优先的框架，而市场与企业层面则更倾向于维持开放与合作。这种结构性分裂，使欧盟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张力。 从历史维度看，这不仅是中欧关系的问题，更是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后，各主要经济体重新定义自身位置的过程。欧洲如何在新格局中找到平衡，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的走向。 （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